學風自由?

常有新聞提到我的高中母校「學風自由」,畢業多年以後,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想像,或是自我實現的預言—

對一個每屆班級和陸軍常備役梯次一樣採累進計算,而且很剛好的一年就是20幾班(梯),用國防部示範樂隊吹奏的上課號、下課號和起床號取代鐘聲的學校來說,實在只會讓人想起「既爭到了之後,像法國、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,在這兩個國家之內,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?但是有許多等人,像學生、軍人、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,都是沒有自由的。」這段話。

喔對,我念高中的時候還是要上三民主義的。

後記:張約翰學長的回顧,多少也提到這認同建構的過程。

造船業向韓國看齊?

今日讀報有感:

報告蔡準總統與陳市長,韓國造船業快被疲軟的全球貿易打趴了,目前只能指望伊朗貿易解禁來的大單,但緩不濟急。

三天前的新聞,光是去年,韓國大宇造船 (DSME) 就是四十三億美金的財損,還是韓國政府紓困三兆韓圜後的數字。今年預期獲利已經因此下修,韓國政府也決定不紓困了。去年十一月傳出要裁員一萬人的消息,內部人心惶惶,而在宣布財損後,又傳出將再裁一萬兩千人,從2014年以來,DSME已經裁了兩萬五千名員工進行組織重整,依然難挽頹勢。

我對兩位支持海洋產業感到欣慰,但韓國這種作法,過去在DRAM產業、面板業台灣都曾經以國家為後盾與其拼博,最後的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,望兩位開政治支票以前,三思而後行。

新埔人記得的吳載熙

之前查怒潮學校的事情,看到黑貓中隊的吳載熙也是新埔人,就順道問了我爸還記得跟吳濁流同宗的吳載熙嗎?

「記得啊!他們家住大茅埔,很年輕就殉職了,蔣經國還有去他們家。你阿婆說過,(註:應為民國四十八年前後)有一次一架飛機低空掠過新埔國中操場,離去時可以看到機翼左右搖擺—

大家一看就知道,是載熙回來了。」

怒潮學校憶往

小時候回新埔祖父母家,常常去新埔國小司令台後方玩,就在反共抗俄精神堡壘附近,有一片地種了許多錫蘭橄欖,雖然不大好吃,但我們依舊喜歡撿一堆帶回家,有時候甚至會撿到空彈殼。不過我一直想不通,關西營區有好大一段距離,這裡怎麼會有空彈殼?

某一年的小學暑假作業要訪問家中長輩,我決定訪問奶奶(客家話叫阿婆),而其中一個問題是:阿婆,二二八的時候,新埔有發生什麼事嗎?

阿婆回答:「沒有啊,駐防的軍官人很好,所以新埔沒有什麼事情,其他地方的事,我們是很後來才知道的。」

這位「人很好」的軍官,就是廣東梅縣出身的柯遠芬,時任怒潮學校校長。據聞當年有新埔地方仕紳(可能是潘家或是劉家人,待考),聽說十二軍團為拯救青年學生,開設「軍政訓練班」,以黃埔校歌的前兩個字「怒潮」命名,又稱怒潮學校,從蕉嶺新埔鎮移到汕頭,一路收留很多客家子弟,便向十二軍團接觸,希望到台灣時能夠到新竹的新埔鎮駐紮。胡璉將軍大概也喜歡這個名字,因為新埔,就代表「新的黃埔」,所以來台後怒潮便在新埔復校,借用新埔、石光國小等校舍與校地,校本部則設在鎮上的廣和宮(三山國王廟)內,直到移防金門,奉命將怒潮併入鳳山陸軍官校為止。

但柯遠芬家人應未隨之調任前往金門,直到約民國五十五年左右,都還在新埔,柯公子和我父親初中時同校,後來才搬走。

現在想想,以當年的狀況,我的祖父(竹中畢業、日本醫專肄業還有兩個哥哥滯留東北,生死未卜)和他的高中同學(竹中畢業,開業醫師,就住我們老家隔壁,約五六年前過世)的學經歷,在二二八毫髮無傷,是滿難想像的一件事情,大概和「柯遠芬將軍人很好」一樣不可思議。不過,這些卻可能是一部分的事實,或許語言相通,便手下留情了吧。

紅十字會只是特權團體嗎?

其實我對災難發生後,又開始出現對紅十字會的負面言論感到有點厭煩。組織一大,參與的人就變得複雜,這是很難避免的,或許我也沒辦法幫他們講話。而對於不關注紅會相關訊息的人來說,大概更沒聽過美國紅會因為捐款流向不明,以及Sandy颶風時應變不足飽受批評,使眾議院提出紅會陽光法案草案一事。

回到台灣,常態性開設緊急救護、水域救生相關課程,有辦法統整第一線救難人員和資源的,就是紅會。現在在台南現場的救難人員,無論是民間救難組織和消防人員,很多都有參與紅會訓練、或是協助開課。

另外,他們每年夏季在台灣最常發生溺水事件的水域駐點,像是三峽大豹溪、基隆外木山、高雄西子灣等,這些都是不收分文的志工。我還真想不出,台灣有哪個其他組織願意數十年如一日的從事這些工作。

還有最近吵的厲害的志願救難團體登錄問題,我可以告訴各位,紅十字會不但有登錄,每一次的萬安演習各縣市支會都有派員參與,和慈濟同為參加人數前二名的民間團體。

你可以不認同他們,或是不捐錢,但是直接讓他們黑到底,我是覺得有點過頭了。對於特權,紅會代表在記者會上說的沒錯,問題就在於紅會確實是跟日內瓦公約有密切關係的特殊組織,而各國大多以設立專法或行政命令來賦予其權力*,對此紅會也釋出善意表示願意討論修法,卻不見有任何人願意就此討論。

另外,我也很常碰到有人說,我們不是條約締結國所以不需要管這個或那個,國內執法都搞不定了還管國際公約等等。雖然退出聯合國或許是情勢所逼,但三十幾年後,依舊有這樣自外於世界的想法,實在讓人費解。如果我們認同公約的精神,比如日內瓦公約所代表的戰時國際人道救援規範,而不是認為這只是台灣國內的事情,那要做的應該是積極去處理、解決爭議,就像前述的美國紅會陽光法案,就是希望能改進其透明度不足以及組織龐大運作不良的問題。

(3/16 補述:另見政大宋承恩老師社論

阿富汗:過去與現在

深夜碎碎念。

當初看到這部紀錄片時,剛好距離無國界醫師昆都士(Kunduz)醫院空襲事件不久。當然這裡面有違反日內瓦條約的爭議,但在這裡我不打算仔細討論這件事。整個駐阿富汗國際維和部隊 (ISAF) 前後有許多國家參與,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故事,也有很多傷痛,而Kunduz即是先前德軍的駐紮地。

和英、法兩國不同,德國參與行動以前,跟阿富汗並沒有太多牽扯,沒有參與帝國主義擴張的大博奕,考古挖掘從未過兩河流域。與其說出兵是身為北約組織一員的責任,或者更有一大部分來自911事件的連帶感。在影片中描述的戰略轉換,也顯示出最初不了解阿富汗現況而做的錯誤決策,以及隨著戰事推移,德軍角色逐漸轉變,其中有多少國內政治的爭論與拉扯。

或許,在後911年代,許多人想像的阿富汗,是普什圖人的塔利班。但就如同印度、巴基斯坦,阿富汗的民族組成十分複雜:喀布爾附近是普什圖人,中部巴米揚峽谷是哈札拉人,北部昆都士則混有烏茲別克人。這則又是因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將普什圖人自傳統領域從中一分為二—有一半在巴基斯坦,另一半在阿富汗,這個決定,對後來有很深遠的影響,因為信奉遜尼派的普什圖人,和什葉派的哈札拉人向來不合。19世紀發生過三次爭端,最後演變成普什圖人對哈扎拉人的大屠殺,其中還有一次有英國軍事顧問參與,大大削弱哈札拉人的勢力,成了弱勢的少數民族,只能貧瘠的巴米揚峽谷一帶奮力求生。

這時,西方列強沒有說話。直到塔利班掌權,決定炸毀世界文化遺產巴米揚大佛時,才同聲譴責。

自1922年阿富汗建國以來,有一個歐洲國家一直在阿富汗活動,位於歐亞文化交會點的阿富汗,這塊地方在公元前曾是個信奉佛教的希臘化國家,巴利三藏中收藏於小部的《彌蘭王問經》,即是國王米南德一世向佛教比丘那先(Nāgasena)問道的集錄。阿富汗一帶也是佛教造像的發源地,原始佛教不造像,在與希臘文化交流後,留下希臘化風格的大量彫刻、塑像。而這個國家就將這些考古發現的文物,大量運回該國的博物館。

曾經在巴米揚等地考察的日本學者回憶,該國的考古學者,眼裡只有公元前的巴克特里亞,看不見眼前在當地和考古遺跡共存、掙扎求生的哈札拉人。當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時,哈札拉人也沒有出聲,他們已經無法為自己生存土地上發生的事件發言。

他認為,要保護遺跡,必須考慮在該地生活的人。遠在歐洲的博物館雖然可以完整保存,但文物卻失了根,脫離原有的場域,也就喪失一部分連結。

這個國家就是法國。

但比起沒有參與ISAF,同時卻買下Mes Aynak考古遺跡銅礦開採權的某國,這些行徑可能都還算不上惡劣。

九二海戰憶往

Kovis@Flickr, CC BY-NC-ND 2.0
[email protected], CC BY-NC-ND 2.0

昨天是九一記者節,如果對八二三砲戰稍稍熟悉的人,大概知道今天是沱江號奮力完成「閃電計畫」運補作業的料羅灣海戰。

不過,這也是台灣新聞史上記者傷亡最慘重的事件。國防部安排的中外記者採訪團,在左營一同搭船,有八名中外記者至料羅灣下錨後,換乘海陸的兩棲登陸車LVT準備一同搶灘。

結果LVT半路熄火,又無法排水,便開始沉沒,八名記者只有兩人獲救,台灣新生報徐摶九、徵信新聞魏晉孚、中華日報吳旭、攝影新聞傅資生、日本讀賣新聞安田延之,以及南韓韓國時報崔秉宇六人殉職。

中華日報的吳旭,是我外婆的么弟。

中華日報是他少尉新聞官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,也是他到職後第一次跑採訪。我後來才知道,本來不該是他去的,是他去和其他人換班。結果LVT超載,救生衣不夠,他仗著自己年輕,把救生衣給了別人。

過了四十多年後,吳家人(也就是我外婆)才重返料羅灣。至於為什麼會拖這麼久,從來沒人問過。我的經驗是:不願意提的事情,通常才是真正關鍵。直到我讀到中華日報資深記者的回憶,才恍然大悟—

在我舅公喪生後,對岸傳來心戰喊話,說吳旭已生還,在同胞陪同下遊覽祖國風光。我外婆的大姊甚至因而阻止中華日報為他辦公祭,無非是抱著一絲希望。雖然不能光明正大的講,但還是希望小弟在某處活的好好的。

MH370的家屬,也有不少人抱著這樣的想法。對其他人來說,這只是歷史的嘆息,但我看著家人帶著傷痛過了一輩子。

我想,這塊土地上,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,也一定有更多不願提起的傷痛,或許多一點尊重和包容,就能夠走下去。

這篇就當作是寫給未曾蒙面的舅公吧。

台日交流後記

前天受邀參加日本大學生來台交流的成果發表會,除了學界、也有在台日商與會。同學們很努力,不過大概是因為規定用英文,有許多部分沒辦法講的太清楚,但從中我有幾點觀察:

  1. 一個日本同學說,他和室友聊天時,室友問他對安倍首相有什麼看法,他當場傻在那裡。因為他對日本政治、文化和歷史並不了解,過去只把這些當成是學習考試的一個科目,要他講述自己的看法時,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他很感嘆,經過交流,才發現自己對自身文化完全不熟悉,而在了解別人以前,必須先了解自己。
  2. 另外一個日本同學作水產品通路市場調查,比較台灣和日本的異同。他的結論是:台灣和日本同樣是島嶼,所以以海產為主,但台灣人喜歡吃火鍋,所以魚丸類產品比較多。但日本是群島,北海道、本州太平洋側、本州瀨戶內海側、本州日本海側、四國瀨戶內海側、四國太平洋側、還有九州,即使現代冷凍流通降低地域差異,但各地常見種類和食用文化還是有很大不同。上面提到的魚漿製品是九州特色,台灣東北部漁獲和九州也很相近。對自己國家的地域差異如此陌生,便很難看出日本和台灣間更深層的共通點:有哪些常見種類,是因為早就捕撈過度,而從其他國家進口類似物種替代來滿足市場需求?
  3. 與會的日本商界人士一再強調在地化的重要性,為了打入當地市場,必須作非常多功課。最簡單的例子當然是食品,台灣人吃什麼?怎麼吃?我要怎樣調整配方、才能迎合當地口味?
  4. 而台灣這邊,稍微年輕一輩、或是家中沒有經歷那個年代的人習慣將日本視為一個整體,而忽略地域差異。但對於某些台灣人來說,日本才是回不去的故鄉(所以有了這個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