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雄港文章刊出後，有讀者反應文中對中鋼受賽洛瑪颱風影響的敘述有誤，他記得當年在老中鋼人的努力下，高爐才免於「廢爐」。不過，就如博瑪奮進號一事，細節只在一部分人的回憶中一樣，網路上幾乎找不到關於這段事件載明原出處的記載。我後來從聯合知識庫找到1977年7月30日聯合報三版的報導，確認應是「停爐」，「關閉」高爐的描述不夠精確，而容易產生「廢爐」的誤會。
高爐點火後，就不能回頭。由於賽洛瑪颱風後的停電造成鼓風中斷，使爐內鐵水溫度開始下降，有凝固之虞；另外，煉鋼也需要水冷卻，停電使抽水馬達無法抽水，長期停水便會讓爐體燒壞，等於是前功盡棄。
當年的中鋼董事長是馬紀壯，總經理則是有「趙鐵頭」之稱的趙耀東。熟悉早期海軍人事的朋友，可能會想起馬紀壯是青島系的代表，桂永清極力栽培，由軍轉文職也備受重用。搶救高爐，是董事長與總經理親自出馬：馬紀壯向台電借來發電機，惜在運輸途中爆胎，而趙耀東親自率兩組工程師開三台吊車到現場起吊。
高爐救回來了，中鋼也走過停爐歲修與各種轉型嘗試。但我實在很難想像，究竟是怎樣的派系傾軋，讓國營事業龍頭的中鋼，竟有董座難產的一天。
上週六補班，監察院公開一份調查報告，針對去年9/22空軍AT-3教練機失事，而為何個人定位發報機 (PLB) 遲遲未從PRC-90換裝至SARBE6-406G一事進行調查。由於其中披露原先預備替換PRC-90的AN/URT-44，因失誤率過高而向美方求償，所以也被寫成一則新聞。
昨天另外有記者拿著這則新聞，去立法院堵訪兩名外交國防委員會所屬，但不同黨籍的立委，竟異口同聲的表示採購驗收過程有瑕疵，國軍需要檢討等等……實在看的我一頭霧水，堵訪的記者和兩名立委，應該都沒有看過還不到十頁的調查報告吧？
這項採購並非監察委員在報告中點出的疏失。 Continue reading 從空軍個人定位發報機 (PLB) 採購談起
常有新聞提到我的高中母校「學風自由」，畢業多年以後，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想像，或是自我實現的預言—
對一個每屆班級和陸軍常備役梯次一樣採累進計算，而且很剛好的一年就是20幾班（梯），用國防部示範樂隊吹奏的上課號、下課號和起床號取代鐘聲的學校來說，實在只會讓人想起「既爭到了之後，像法國、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，在這兩個國家之內，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？但是有許多等人，像學生、軍人、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，都是沒有自由的。」這段話。
喔對，我念高中的時候還是要上三民主義的。
後記：張約翰學長的回顧，多少也提到這認同建構的過程。
小時候回新埔祖父母家，常常去新埔國小司令台後方玩，就在反共抗俄精神堡壘附近，有一片地種了許多錫蘭橄欖，雖然不大好吃，但我們依舊喜歡撿一堆帶回家，有時候甚至會撿到空彈殼。不過我一直想不通，關西營區有好大一段距離，這裡怎麼會有空彈殼？
某一年的小學暑假作業要訪問家中長輩，我決定訪問奶奶（客家話叫阿婆），而其中一個問題是：阿婆，二二八的時候，新埔有發生什麼事嗎？
阿婆回答：「沒有啊，駐防的軍官人很好，所以新埔沒有什麼事情，其他地方的事，我們是很後來才知道的。」
這位「人很好」的軍官，就是廣東梅縣出身的柯遠芬，時任怒潮學校校長。據聞當年有新埔地方仕紳（可能是潘家或是劉家人，待考），聽說十二軍團為拯救青年學生，開設「軍政訓練班」，以黃埔校歌的前兩個字「怒潮」命名，又稱怒潮學校，從蕉嶺新埔鎮移到汕頭，一路收留很多客家子弟，便向十二軍團接觸，希望到台灣時能夠到新竹的新埔鎮駐紮。胡璉將軍大概也喜歡這個名字，因為新埔，就代表「新的黃埔」，所以來台後怒潮便在新埔復校，借用新埔、石光國小等校舍與校地，校本部則設在鎮上的廣和宮（三山國王廟）內，直到移防金門，奉命將怒潮併入鳳山陸軍官校為止。
但柯遠芬家人應未隨之調任前往金門，直到約民國五十五年左右，都還在新埔，柯公子和我父親初中時同校，後來才搬走。
現在想想，以當年的狀況，我的祖父（竹中畢業、日本醫專肄業還有兩個哥哥滯留東北，生死未卜）和他的高中同學（竹中畢業，開業醫師，就住我們老家隔壁，約五六年前過世）的學經歷，在二二八毫髮無傷，是滿難想像的一件事情，大概和「柯遠芬將軍人很好」一樣不可思議。不過，這些卻可能是一部分的事實，或許語言相通，便手下留情了吧。
回到台灣，常態性開設緊急救護、水域救生相關課程，有辦法統整第一線救難人員和資源的，就是紅會。現在在台南現場的救難人員，無論是民間救難組織和消防人員，很多都有參與紅會訓練、或是協助開課。
另外，他們每年夏季在台灣最常發生溺水事件的水域駐點，像是三峽大豹溪、基隆外木山、高雄西子灣等，這些都是不收分文的志工。我還真想不出，台灣有哪個其他組織願意數十年如一日的從事這些工作。
還有最近吵的厲害的志願救難團體登錄問題，我可以告訴各位，紅十字會不但有登錄，每一次的萬安演習各縣市支會都有派員參與，和慈濟同為參加人數前二名的民間團體。
你可以不認同他們，或是不捐錢，但是直接讓他們黑到底，我是覺得有點過頭了。對於特權，紅會代表在記者會上說的沒錯，問題就在於紅會確實是跟日內瓦公約有密切關係的特殊組織，而各國大多以設立專法或行政命令來賦予其權力*，對此紅會也釋出善意表示願意討論修法，卻不見有任何人願意就此討論。
另外，我也很常碰到有人說，我們不是條約締結國所以不需要管這個或那個，國內執法都搞不定了還管國際公約等等。雖然退出聯合國或許是情勢所逼，但三十幾年後，依舊有這樣自外於世界的想法，實在讓人費解。如果我們認同公約的精神，比如日內瓦公約所代表的戰時國際人道救援規範，而不是認為這只是台灣國內的事情，那要做的應該是積極去處理、解決爭議，就像前述的美國紅會陽光法案，就是希望能改進其透明度不足以及組織龐大運作不良的問題。
昨天是九一記者節，如果對八二三砲戰稍稍熟悉的人，大概知道今天是沱江號奮力完成「閃電計畫」運補作業的料羅灣海戰。
不過，這也是台灣新聞史上記者傷亡最慘重的事件。國防部安排的中外記者採訪團，在左營一同搭船，有八名中外記者至料羅灣下錨後，換乘海陸的兩棲登陸車LVT準備一同搶灘。
結果LVT半路熄火，又無法排水，便開始沉沒，八名記者只有兩人獲救，台灣新生報徐摶九、徵信新聞魏晉孚、中華日報吳旭、攝影新聞傅資生、日本讀賣新聞安田延之，以及南韓韓國時報崔秉宇六人殉職。
中華日報的吳旭，是我外婆的么弟。
中華日報是他少尉新聞官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是他到職後第一次跑採訪。我後來才知道，本來不該是他去的，是他去和其他人換班。結果LVT超載，救生衣不夠，他仗著自己年輕，把救生衣給了別人。
過了四十多年後，吳家人（也就是我外婆）才重返料羅灣。至於為什麼會拖這麼久，從來沒人問過。我的經驗是：不願意提的事情，通常才是真正關鍵。直到我讀到中華日報資深記者的回憶，才恍然大悟—
在我舅公喪生後，對岸傳來心戰喊話，說吳旭已生還，在同胞陪同下遊覽祖國風光。我外婆的大姊甚至因而阻止中華日報為他辦公祭，無非是抱著一絲希望。雖然不能光明正大的講，但還是希望小弟在某處活的好好的。
MH370的家屬，也有不少人抱著這樣的想法。對其他人來說，這只是歷史的嘆息，但我看著家人帶著傷痛過了一輩子。
我想，這塊土地上，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，也一定有更多不願提起的傷痛，或許多一點尊重和包容，就能夠走下去。
這篇就當作是寫給未曾蒙面的舅公吧。
前天受邀參加日本大學生來台交流的成果發表會，除了學界、也有在台日商與會。同學們很努力，不過大概是因為規定用英文，有許多部分沒辦法講的太清楚，但從中我有幾點觀察：
